“土地兼并。”绵宁抬起头，看着嘉庆的眼睛，“金应琦跟儿臣说，大巴山上的教众之所以造反，不是因为他们是邪教徒，是因为他们在山下活不下去了。

地都被大户占了，他们连种的地都没有。

交不起租，还不起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上了山。”

嘉庆的眉头皱了起来。

“儿臣在想，四川是这样，那河南呢？

山东呢？

陕西呢？

全国呢？

是不是也有千千万万个活不下去的百姓，正在等着变成第二个、第三个白莲教？”

嘉庆沉默了。

他当然知道土地兼并的事。

这是大清的痼疾，从开国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

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地方豪绅。

百姓没有地，只能租大户的地种，交七八成的租子，剩下的连饭都吃不饱。

遇到灾年，更是卖儿卖女，流离失所。

他知道，可他没办法。

动土地，就是动整个统治阶层的根基。

他一个皇帝，也扛不住。

“绵宁，”嘉庆的声音有些疲惫，“你说这些，是想说什么？”

绵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说：“父皇，儿臣觉得，大清的病根，不在白莲教，不在苗疆，而在贫富悬殊。

富的太富，穷的太穷。

富的良田万顷，穷的无立锥之地。

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

嘉庆看着绵宁，目光复杂。

这个儿子，长大了。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

绵宁想了想，说：“儿臣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儿臣知道，和珅的办法是错的。

他只会加税，加税，再加税。

加税逼反百姓，越反越剿，越剿越反。

这是一个死循环。”

“那德林的办法呢？”

绵宁的眼睛亮了：“德林的办法，是做蛋糕。

不是抢别人的蛋糕，是把蛋糕做大。

大巴山上，原本什么都没有。

德林去了，种番薯、养蚕、织绸、开矿、炼铁，把‘什么都没有’变成了‘什么都有’。

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活干，自然就不造反了。

不但不造反，还交税。”

嘉庆的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着，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绵宁，朕问你，和珅和德林，哪个更懂经济？”

绵宁几乎没有犹豫：“和珅搞钱，富的是那些当官的和乡绅。

德林搞钱，富的是国家和老百姓。”

嘉庆的嘴角微微上扬，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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