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崔宝纯坐在旅社的破床上，屋里没有暖气，冷得厉害。

他从地上摸到一瓶酒，拧开盖子灌了几口。

然后把酒瓶摔在地上，玻璃碴子溅了一地。

他骂了一句：“做生意这玩意儿，不适合我。”

这句话说得很不负责任，做生意本来就是有赚有亏的。

崔宝纯没有说“我下次要小心”，没有说“我得学学怎么判断行情”，没有说“这行干不了我换一行，但还是要干正经买卖”。

但他说的不是生意本身怎么样，而是“不适合我”。

他否定的是“正经做生意”这条路的可能性，对这个行当，对他自己，都是。

也就是这第二次倒木材的失败，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靠正经路子赚不了大钱，赚大钱得靠别的。

具体靠什么，他当时可能还没有想清楚。

但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一个想做正经生意的人了。

倒木材失败之后，崔宝纯没有回康屯，他觉得没有脸回去。

父亲给了他两千块钱让他出来闯，他不但没闯出名堂，还把本钱赔了个精光，欠了一屁股债。

他要是这么回去，父亲会说什么？

屯子里的人会怎么说？

他不甘心。

他听人说，南方有个地方叫广州，全国的人都往那里跑。

那里的机会比长春多十倍、一百倍。

谁去了都能挣到钱。

崔宝纯于是决定去广州。

一九八六年前后，他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从东北到广州，火车要走好几天。

车厢里挤满了人，有的去打工，有的去做生意，有的跟他一样，说不清楚自己去干什么，只知道南方有钱赚。

崔宝纯挤在人群里，听着周围的人操着不同的口音聊天，有人说广东那边厂子多，一个月能挣好几百；有人说在广州摆个摊，一天就能挣一个月的工资；也有人说那边乱得很，什么人都有，去了要小心。

崔宝纯默默听着这些人的话，把它们记在心里。

到了广州，他从火车站出来，站在广场上，抬头看天。

天是灰的，空气是湿的，热烘烘地往脸上扑。

广场上全是人，黑压压的一片，拖着行李的、扛着麻袋的、抱着孩子的、蹲在地上抽烟的。

什么人都有，什么口音都有。

一个瘦高个从他身边挤过去，胳膊肘撞了他一下，连头都没回。

崔宝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康屯的街上，一天也见不到这么多人。

长春火车站的广场上人也多，但跟这里不一样。

这里的人好像都在赶路，都急，都忙，都赶着去什么地方。

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后来他在广州找了一个城中村住了下来。

房租不贵，一个月几十块钱，一间几平米的出租屋，水泥地面，一张木板床，一个水桶。

同住在这栋楼里的，有湖南来的、四川来的、湖北来的，都是来打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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