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也就是崔宝纯被父亲赶出家里出外谋生的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个决定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第一波“下海经商”潮。

千千万万不甘心捧着铁饭碗拿死工资的年轻人，一头扎进了商海。

比如，万科的王石辞掉了广东省外经委的工作，用倒卖玉米赚的第一桶金成立了公司；柳传志带着十个科研人员走出中科院创办了联想；李东生在惠州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里开辟了自己的工厂，那就是后来的tcl。

“我们下海吧”，成了那个年代年轻人之间最具蛊惑性的一句话。

南方沿海传来的消息，像风一样刮遍了全国。

广东大量兴办工厂，港资、台资企业纷纷涌入，“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遍地开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民间开始流传一句俗语：“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那些最先跑到广东的人，有人半年就把瓦房换成了两层小楼。

一个叫“万元户”的新名词，席卷了大江南北。

那时候北京一个脑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二块钱，一个万元户相当于五年的工资。

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话：“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

同样是一九八四年，东北的局势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东北是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时代靠着重工业撑起半边天。

八十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浪潮中，大量小型国企被重组，有的直接破产。

一九八六年，沈阳防爆器械厂成了新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国企。

从那时候起，东北的工人们第一次嗅到了萧条的气息。

经济指标下降，缺乏技术改造，新的产业又没有起来，大量职工下岗。

为了安排再就业，“哪怕政府雇用，一个家庭也要安排一个”。

因为大量国企破产，从东北南下的人，就这样汇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人口迁徙。

广州火车站每天进出旅客高达十几万人次，春运期间南下的民工如同洪水般涌入。

一九八六年，珠江三角洲的外来人口已达一百八十五万，到一九八八年增加到三百二十万。

崔宝纯，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揣着父亲给的两千块钱，从康屯走了出去。

他先到了长春。

选长春，是因为这是离他老家最近的大城市。

他听人说，长春机会多，好挣钱。

一九八四年底，崔宝纯在长春站下了火车，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两千块钱。

两千块，在当时的农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是父亲崔福贵种了好几年地才攒下来的。

他先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一晚上几块钱。

然后他开始在街上转。

长春的冬天冷。

街上的人都缩着脖子走，呼出的气是白的。

崔宝纯在康屯的时候，冬天就是在炕上猫着，或者跟人喝酒耍钱。

到了长春，他才知道外面世界的样子——火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街边一溜排开的摊子，卖什么的都有，衣服、鞋、手表、电子表、磁带。

电线杆上贴满了广告，红纸黑字，有的写着“招工”，有的写着“出售”，有的写着什么“致富信息”。

崔宝纯站在广场上，看那些卖东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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