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五局在汇总了辽宁、广东两省的线索后，决定发布017号通缉令。

通缉令上列出的三个名字——崔宝纯、孙立、康学正，就是警方当时已经掌握的、崔宝纯的本名和使用过的化名。

通缉令发布的日期是1988年7月20日。

锦州和广州的两条线，在各自的轨道上跑了几个月，终于在“崔宝纯”这个名字上，交汇了。

通缉令发布的时候，崔宝纯人在广州。

他并没有慌，只是稍微考虑和评估了几天风险后，然后决定继续做手头的事。

但他心里清楚一件事：这张通缉令改变了他的处境。

过去他可以在广州和长春之间“南征北战”，靠的是各地警方信息不通、案件串并不起来的漏洞。

现在，公安部把这条线连上了，所以他必须更加小心谨慎。

接下来崔宝纯在广州策划了一批更大规模的抢劫，目标不再是药材商人那种“身上带着几万块现金”的生意人，而是更大的猎物。

第一个目标是两个江西来的古董商人。

崔宝纯最初知道这两个人，是通过一个鹰潭女人。

这个女人跟崔宝纯的团伙有过往来，知道他们在广州“做生意”的路子。

她告诉崔宝纯，有两个江西人在广州住了好一阵了，出手阔绰，随身带着三个保镖，手里有货要出手。

崔宝纯派手下调查得知这两个江西人是兄弟俩，姓徐，徐高龙和徐金龙。

他们干的不是正经古董生意，是盗墓。

从江西等地的古墓里挖出东西，带到广州找买家。

广州在当时是全国重要的古董集散地，天光墟一带的民间古玩市场里，唐三彩、青铜器、瓷器，什么都有，来路复杂，买家也杂。

徐氏兄弟手上的那批货，是唐三彩，已经找到了买家，换回了一百二十万港币的现金。

一百二十万港币，在1988年的广州是一笔巨款。

徐氏兄弟把钱分装在三个密码箱里，存放在华丽宫大酒店的宾馆内，由三个保镖看守。

他们计划第二天晚上九点，乘两辆出租车从广州出发，返回江西。

崔宝纯在盯上这两个人之后，先摸清了他们的情况。

他让手下人去华丽宫大酒店实地看了看。

华丽宫在人民北路，当时在广州算中档偏上的酒店，住的多是外地来进货的商人。

徐氏兄弟就住在七楼，进出总是带着三个穿黑夹克的保镖，手里提的皮箱从不离身。

崔宝纯判断，一百二十万港币就在那三个皮箱里。

这次崔宝纯没在酒店动手，而是选择了路上。

动手那天晚上，徐氏兄弟带着三个保镖，分乘两辆出租车，带着三个密码箱，里面装着卖古董换来的一百二十万港币，准备从广州出发回江西。

他们走的是中山八路，这条路当时不算主干道，晚上车少，路灯昏黄。

突然，一辆面包车从后面跟了上来。

面包车的车顶没有警灯，但车身上喷着白漆，上面写着“公安”两个字。

面包车加速超车，把徐氏兄弟坐的出租车逼停在了路边。

这时，车上跳下来几个人，穿着制服，手里拿着手电筒，冲着出租车喊：“下车，检查！”

徐氏兄弟的保镖先下了车。

他们见过世面，知道广州这边查走私查得严，但也没太当回事，毕竟这时他们身边已经没有违禁的古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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