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船靠岸时，洛阳城南的渡口已经亮起了零星的灯火。

狄仁杰没有急着回驿馆，而是让差役将那四名护卫押进了洛阳府衙的大牢，又吩咐人将那三口木箱搬入库房封存，贴上大理寺的封条，钥匙他自己随身带着。

做完了这些，他才回到驿馆的房间里，将门关上，把袖中那半卷残信小心翼翼地取出来，铺在桌面上。

一盏新烛被他点亮了，黄澄澄的光将残纸上焦黑卷曲的边缘和那些残存的字迹照得分毫毕现。

他从怀中取出那枚五瓣梅花的蜡块放在一旁，又从包袱里翻出一沓他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副本——那是他这些年来经手过的一些案卷中抄录的往来信函、供词和呈文，有些是他自己写的，有些是其他人写的。

他做推官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但凡经手过的公文，重要的条目和笔迹特征都会抄一份存着，以备日后比对之用。

烛光在他脸侧投下淡淡的阴影，他的目光在一沓旧纸上逐行移动，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页翻回来，反复了三四遍。

他找的是几个特定的人——那些年在长安时与他有过文书往来、笔迹被他记住的人，尤其是宫中内侍监出身的人写的东西。

内侍监的人写公文，有一个极细微的共同特征。

他们常年要在极小的纸面上写字，呈给皇帝看的奏章底稿往往行距极窄，字迹虽端正却带着一种被刻意压缩过的紧凑感。

而其中有一位姓王的内侍，他写的字还有一处更特别的地方——每一行字的收尾处，最后一个笔画的走向总是微微朝右上方斜出去，像是一个人走路时惯性地朝右偏了偏肩。

狄仁杰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三年前他在长安参与一桩宫外盗窃案时，曾调阅过内侍监的几份旧档作参照。

那些旧档中有一份宫苑修缮的奏章底稿，就是出自那位王姓内侍之手。

他当时对照了几份不同的文书，对那“右肩微斜“的笔法印象极深——那不是偶尔为之的笔误，而是这个人写字时腕部习惯性朝右偏，每一行末尾的钩、撇、捺都会不自觉地带上那个角度。

他将残信上“长安王“三个字仔仔细细地又看了一遍，又翻出记忆里那份奏章底稿的笔迹特征在脑中对比。

两个“长“字的起笔顿挫一致，横画的中段都微微上拱，“安“字的宝盖头收笔处那道钩的角度，与记忆中的角度几乎完全吻合。

尤其是那个“王“字——三横一竖，中间那横略短、略偏右，竖画穿过三横的位置偏了不到半毫，恰好是狄仁杰记忆中那种“右肩微斜“的笔法独有的习惯。

像。

非常像。

如果说天下人的字迹各有机锋，那这几处特征的契合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巧合的范围。

狄仁杰放下残信，重新拿起那枚五瓣梅花的蜡块，对着烛光端详了片刻。

蜡块上的花纹清晰规整，五片花瓣的外缘有一圈极细的凹线，是模子压出来的痕迹。

这种火漆模子的精细程度，绝非寻常官署的制式用品——它要么是御赐的定制模子，要么就是某位亲王或高官府上的私家封缄。

而前太子李忠府上的火漆印模，三年前查抄时据说是当众销毁了的。

销毁了，却出现在王崇义的书房地毯下。

狄仁杰将蜡块和残信并排放在烛火旁，自己靠回了椅背。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三年前在长安城见到的那份奏章底稿，那些端正紧凑的楷书工工整整地写满了一整页纸，每一行末尾的笔画都带着一丝几不可察的右斜。

那个姓王的内侍约莫五十岁上下，面白无须，走路时步子很轻，说话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在一众内侍里并不显眼。

但他写出来的字，却有一种让人过目难忘的力道，每一笔都像是在纸上刻出来的。

王德用。

内侍监副监。

高宗身边的老人，据说是从太子府时期便跟随高宗的内侍之一，在宫中已经待了将近二十年。

三年前狄仁杰在长安办案时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当时觉得此人行事低调、寡言少语，对谁都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模样，像是那种把自己藏得很深的人。

现在想来，一个在皇帝身边待了二十年、又偏偏姓王的人，恰好和残信上那个被烧去大半个名字的“长安王“对得上号。

而王崇义书房里那枚五瓣梅花的火漆蜡块，若真是前太子府上流出来的旧物，能接触到那种东西的人，除了当年太子府的内侍之外，大约也就只有后来经手查抄太子府旧档的宫中内侍监了。

狄仁杰睁开眼，将烛火往近前拉了拉，再次将残信举到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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