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梁博在台架组交完最后一台车的标定报告，走出公司大门就拨了老杨的号码。

他没有提前约，也没有想好开场的话——他只想问一件事，那件事在心里压了两年多，压到他已经不确定自己还想不想听答案。

电话响到第五声才接。

“老杨。

“

那头先咳了一下，然后才是那把含在喉咙里、慢半拍的声音：“阿博。

“

“我在广州。

“梁博说，“你在不在。

“

“喺。

“老杨说，“铺头。

“

“我过来。

“

“过嚟咪过嚟。

“

“你喺铺头等我得啦。

“

挂了电话他站在路边想了两秒。

“铺头“这两个字他听过无数遍，可那间铺头已经不在了——南泰路那间门脸前年就盘了出去，门口现在挂着肠粉铺的招牌。

梁博知道老杨说“铺头“时指的是哪儿，也知道他现在是香港人、平常人在香港，只在有事的时候才回广州一趟。

这一趟是回来收拾自己那台车的。

城郊那条河涌边，还没走近就先闻见味道——潮的，带一点腐，水草在石缝里沤了一整个冬天，混着岸上不知道谁家倒出来的泔水气。

卷闸门只拉起一半，里面亮着一盏工作灯。

门口摞着几个旧轮胎，轮胎上落了薄薄一层灰，像谁把一段旧日子搁在那儿没管。

涌里的水贴着石岸慢慢动，拍一下，停一下，拍一下。

梁博弯着腰进去，看见老杨蹲在一台拆开一半的车旁边，前轴上的两个轮子都没装回去。

“这台不是客人的车。

“梁博说。

“我自己嘅。

“老杨把扳手往工具箱面上一放，站起来时手在裤子上抹了两下，“你嚟做咩。

“

“找你喝茶。

“

“你唔系嚟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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