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箱打开。

“

这句话他听过一次——凌晨，在车间里，手电照着他的套筒和扳手。

第二次听到，是在看守所的一间小屋里：办事员把他身上的东西一件一件登记，皮带、鞋带、车间那一串钥匙、一张公交卡、三十几块零钱。

每一样都用笔写上字，装进袋子，封口。

铁门在他背后合上，声音比他在外面听过的任何一声都重。

他被送进来的时候天刚亮。

先量血压、问了两句病史，然后照相、按手印、量身高、换衣服。

他身上那件外套被叠起来，跟着其余的东西一起进了袋子。

最后他拿到一个编号。

从那一刻起，在这堵墙里面，没有人叫他的名字。

号房里是一条通铺，睡了七八个人，天不亮就有人起来叠被。

他进去的时候，几个人抬眼看了他一下，没有人说话。

靠门那个铺位空着，他把被褥铺开，学着别人的样子码整齐，坐在床沿上。

这里的一天是切开的：六点半起床、点名、早饭；上午有一段时间可以坐在铺上，看书或者写字；中午放一次风，二十来分钟，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头顶是一块四四方方的天；下午还是坐；晚饭，看新闻，九点半熄灯。

灯灭了以后，走廊里一直有一盏灯亮着，光从门上的小窗漏进来，落在通铺中间那块地方。

他在那间号房里待了十几天。

后来回想这一段，记得最清楚的偏偏是那些没用的东西：铺板上的木纹、墙上被指甲划过的痕迹、早饭里那块咸菜的咸度、有人睡觉磨牙的声音。

靠里睡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进来之前在外面工地上干活，据说是因为替人出头打了一架；他每天把被子叠成四四方方一块，边角压得像刀切出来的。

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瘦，眼睛很亮，话多，说自己是帮人拉货的时候“不知道那是电缆“。

最靠墙的是个开过小卖部的老头，六十多，教他怎么把被子压实、怎么把拖鞋摆正、怎么在点名的时候站得让人挑不出毛病。

“你以前干什么的？

“年轻人有一回问他。

“修车。

“

“修车好啊。

“那人眼睛亮了，“我表哥也修车，一个月挣六千多。

“

梁博没接话。

他心里忽然算起另一笔账：如果这两年多他老老实实待在一家修车店里，一个月六千，一年七万二，两年多也有十五六万——那笔债到今天也还不清。

可晚上能回到自己的屋子，能接母亲的电话，能坐在外面安安稳稳的吃一碗云吞面。

他第一次算这笔账的时候，心里像被松开了一根绳子。

提审来了三次。

第一次问的是最基础的东西：姓名、出生年月、户籍、什么时候来的广州、在广州做什么。

他说自己做修车。

对方在本子上一条一条记，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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