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走廊上响哨子。

哨子是那种塑料的，吹起来又尖又漏气。

三层楼的铁门一扇一扇被推开，人往楼下走。

楼梯窄，没有人挤，都是一个跟一个。

楼前空地上按楼层列队。

一层站前头，三层站最后。

那个抱塑料箱的女人站在队伍前面，手里换成了一个硬皮名册。

她今天穿了件深色外套，头发在脑后扎起来。

她旁边站着一个人。

那人二十七八，个子不高，站得很直，两只手垂在身侧。

左手里捏着一支笔。

从头到尾，他一句话没说。

“三零一，一到八。”女人开始念。

前面有人应。

“三零二，一到八。”

“三零三，一到六。”

念得很快，像在过账。

谁应了她就往下走，谁没应她就重念一遍。

重念第二遍还没人应的，她抬头看一眼，那人往往就是在打瞌睡，旁边的人捅他一下，赶紧应。

念到三零五的时候，出了事。

“三零五，四。”

队伍里有个人往前站了半步，中气很足地答：“王建国，到！”

女人没有抬头。

她手上那支笔停了一下，又往下滑了一格。

站她旁边那个不说话的人动了。

他走过去，走得不快，走到那人跟前，伸手把那人胸前的工牌摘下来。

摘完他没有还回去，直接放进自己口袋。

然后他把左手那支笔递过去，指了指女人手里的名册。

女人把名册往前翻了两页，摊开，托在手上。

那人接过笔，在名册上划了一道。

从上往下，划得很慢，把那一行整个划掉。

划完他把笔收回去，转身走回原位，还是站得笔直。

叫王建国的那个人站在那儿，胸前空着，脸涨得通红。

“三零五，四。”女人又念了一遍。

那人这回答的是：“到。”

“三零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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