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定跑最后一场之前，先给香港打了个电话。

“我今晚要跑一趟。

“他说，“就一趟。

“

那头静了一下。

“我来陪你。

“陈嘉荞说。

“你不用——“

“我过不来。

“她自己把话接下去，还是笑着的，“你忘啦，我十五岁之后就没回过内地。

“

他把手扶在卷帘门上。

这句话她不是第一次讲，可每听见一次，都像有人在他面前轻轻放下一道卷闸——不响，但过不去。

“我不是叫你来。

“

“我知道。

“她说，“我只是想讲一次。

你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一次都没看过。

“

这两年多他跟她讲过很多：雨里的弯、刹车点、轮胎什么时候开始叫。

他讲得比跟任何人讲的都细。

可“看“这件事隔着关，讲得再细也没用。

“回来我给你打电话。

“他说。

“照片呢。

“

“没照片。

“

“那你就讲。

“她说，“你讲话的时候，声音不像你。

“

他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谁的面子。

债边那条废弃的堤围路，离广州两个多小时，一头是鱼塘蕉林，一头是旧砖厂，中间一座早就不用的水闸；白天有人骑车，晚上一个人都没有，“就是窄，两边都是水“。

他在地图上把那条线看了很久：弯不多，长直道只有两段，剩下的全在堤顶上走，路肩很薄，偏一点就是坡下的水。

出发那天下午，他把车洗了一遍，把后座上的工具箱、备用胎、那本旧笔记本全搬下来，只留一只手电和一瓶水。

出门之前，隔壁做钣金那家的男人正蹲在门口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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